杨显慧《定西孤儿院纪事》是本沉重的书。犹记鲁迅写过这样的文字：翻开历史，只见到满篇都是“吃人”二字。鲁迅写下这段文字之时，去今已近一个世纪。然而读到《定》时，我却奇异地与鲁迅发生了共鸣，脑海里立刻出现了他说过的“吃人”二字，不知先生当年是否也像我这样，将书本甩在一边，以手锤膝，双目紧闭，长久地陷入沉默之中。
这段历史其实并不遥远却十分陌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查了一查，对当时发生在中国的这场大饥荒，大陆官方公布的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万人，东西方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大约为2000万人，主要死因为饿死。一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
显然这是一个过于沉重的题目，而放在当今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还具相当敏感性。这样惨痛的历史，我们为什么不加以如实报道、深刻分析，以作为前车之鉴，反而躲躲藏藏，欲盖弥彰?即便如此，作者深入挖掘历史的真相，撕破谎言的遮羞布，体现了作为作家的良知与勇气。
作者选择了一种完全写实的手法：白描，平实，除此之外，任何其它的文学技巧都显得苍白无力。得益于作者自身的经历，将甘肃方言发挥得淋漓尽致，让你一下子就爱上了这里纯朴的农民，并为其遭遇的苦难而深深悲悯。
试问这场饥荒的原因?就连一向谨慎的官方也只好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注意到书中多处对于“搜粮队”的描写，饶有兴味：
“藏苞谷的那一天夜里，我在大门口望风，我父母在后院的园子里挖抗。怕苞谷发霉，直接把两个缸埋进坑里了，上头压上麦草，再把土填上，扒平，种上了苦荞。第二年种了些扁豆，拔了扁豆又种上苦荞。搜粮队搜粮的时候，荞麦还开花呢，他们根本就没想到长着荞麦的地里会埋粮食。”
农民一听到搜粮队来了，仿佛以前听到“日本鬼子进村了”。尽管藏粮食的方法十分巧妙，可大多数仍逃不过搜粮队的眼睛，下场更是悲惨，批斗，毒打，直到招供为止。搜粮队原来也是同样的农民兄弟，这时却变得如狼似虎，口中振振有词：“现在吃大食堂，要过共产主义的好日子了，家里留粮做什么?”，看到这里，我感到历史的调诡。是不是中国几千万人口所遭遇的苦难，该追溯到那个1848年在西欧写下《共产党宣言》的人?而假如Marx地下有知，又将作何感想?
这不是一本可以仓促读完的书，总是要隔几天才能继续看一章，因为太多的苦难只会使人麻木，使读者对自己也怀疑起来……
这本书吸引我的，还有扉页上作者那张愁苦的脸。
这部《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是“受苦人的绝境”，“夹边沟”是一批 “右派分子”的流放地，“定西专区”是1960年左右的“大饥荒”在甘肃省内的一个“重灾区”。作者在忠实史料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个个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独特性的作品。完全是白描的手法，纪实性的语言，平实的语调，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其实，对中国当代历史略有了解的人，都会对“右派”的遭遇和1960年“大饥荒 ”的灾难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为什么这些作品会一次次冲破人们的心理疆界?这是因为现实“绝境”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是作家虚构不出来的。这些以细节构成的个人的故事，使惨绝人寰的灾难变得具体可感，将之铭刻在我们的情感记忆中，不再容易被任何人用抽象的数字和话语所模糊遮盖，逼迫要继续活下去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反思。我们常说，文学的力量在于虚构，但在这样的真实面前，你会觉得一切虚构都失去了力量。
这些年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不断被窄化、僵化、庸俗化，以至于它 “写真实”的能力被许多人所质疑。杨显惠的作品再次向人们显示了当代作家继续使用写实手法可能达到的表现力和穿透力，以及在有大量触目惊心的历史现实尚未被文学有力地表现、甚至被刻意遮蔽的当下环境中，这种手法的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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